——黄群慧所长在2022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十三届诚信公益盛典上的主题演讲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各位与会嘉宾：
    大家下午好！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我们知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说，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关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包括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的推进过程。“十四五”是一个阶段，是我们要迈出一个坚实的步伐；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才有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而且刚刚结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五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定首先要明确是富裕，然后再强调通过一些制度来做共同。
    谈共同富裕，首先要认识到，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到2050年新发展阶段，要实现潜在增长率应该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现代化的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是逐年下降的，大概预测从2020年的5.93会降到2050年的3.28。但是在这个阶段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总体预测应该能保持在5.5的增速，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节点，就是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看是12000美元这个坎儿，实际上越来越接近了，但是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实现这么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第二个节点是到2035年。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应该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2万多美元，这样也需要到2035年这个期间，经济增速实现年均4%—5%的潜在增速目标。第三个节点是到205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应该也能保持年均3%—4%左右的潜在增速，会在2050年的时候，实现人均GDP比2035年还会翻一番。共同富裕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把蛋糕做大做富裕，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为经济增长预测的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规模，高水平进行规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这应该是我们推进共同富裕重点的工作。要正确的认识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要把这个作为发展的一个重点。在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强调把蛋糕做大，然后如何分好蛋糕，强调怎么协调发展推进。
    第一个是区域发展协调、行业发展协调和企业发展协调。总体来说新时代以来，东中西三个地区如果从经济增速来看，基本上相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新的问题，南北之间的差距，尤其是东北三省，它的增速和东中西差距比较大。如果我们从区域协调角度看，不仅仅是增速的问题。我曾经构造一个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这个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应该有几方面要考虑内容。第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方面是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第四方面是地区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第五方面是绿色低碳协同推进。真正的一个区域协调，我们认为应该有五个大的方面。
    从区域协调来看，测评整个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应该说从2012年新时代来算，到2020年总体涨到118。拆开这些指标来看五大方面，总体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方面，应该是区域协调的一个主要的力量。人民生活水平和绿色低碳这方面的进展，包括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这方面的进展，从指数来看，相对还是有点差距。
    另外计算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总体这一年应该说变异系数在缩小，说明人均GDP的增速差距在缩小，但是还是相对比较高。谈到区域协调，刚才谈到东中西和南北之间差距，我们在共同富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我们也给它归到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些年中，收入差距在缩小，也可以看到已经是在3倍以下；但是总体差距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这也是我们通过区域协调来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一个关键。
    在“十四五”规划里，尤其强调了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的规划。城市群是未来经济增长极的关键，但是通过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来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应该把城市群作为一个发展战略融在一起；意味着通过这种城市群、都市圈的战略发展，把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也放在这里来综合解决。尤其是我们谈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经常说人员是要流动，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谈共同富裕并不是说某个地区的富裕，或者是进行协调；经济增速低的地区一定要赶上经济增速高的地区，认为这样是协调。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应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设施的方针指标里，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这些的可比性，当然也希望落后地区尽快去发展。尤其是谈论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这个增长极承接更多的人口，允许人口去集中到这些都市圈、城市群，通过人口流动增加收入。这意味着说共同富裕不是说仅仅把落后地区在当地的收入提上去，而是要强调人口的流动，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承担主体功能区的，中央财政要通过财政收入转移支付，通过利益补偿等等来弥补。我认为区域协调可能更要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这些方面的可比性。
    现在我们关注的收入笼统地来说，用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来谈我们的收入差距。现在看整体的基尼系数处于0.46—0.47的区间，总体这些年大幅降低，但还是比较高。谈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宏观分配里，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在支配收入和初次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来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这些年并没有大幅提升，2001、2002、2003、2004年的角度实际上是降低的，这是一个趋势。包括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占比也从67%，现在降到62%。
    还有，协调行业之间的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比较大，里面最关键的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金融业，他们之间的收入差比显示是1倍多，当然这些年也在缩小差距。但是如果看上市公司，尤其2020年上市公司的员工平均薪酬是59.16万；而种植行业的上市公司，种植行业中的隆平高科还属于高科技行业，它的平均收入只有6.78万，这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我们把制造业作为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制造业在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在共同富裕中协调的。
    还有一个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方的占比。它的占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为什么相对比较低呢？我们是按劳分配为主，整体从2000年的52%点多，中间有降，现在回到52%。但是横向去比较德国等国家，差的还是相对比较多。因为它基本接近50%以上到60%之间，而我们基本是50%稍高一点，所以按劳分配的占比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谈收入分配的差距，最大的差距不是收入，是财政。财政的收入不好统计，往往是一些调查数据。这里有一个调查的平均数据，城镇人口2015年财富财产收入，人均已经从20万涨到29万，而全国是从14万涨到20万。但这个平均往往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尤其是所在城市不一样，如果像30万的财产，在北京市是一个穷人，但是到一些小的中小城市，30万的财产还是可以的。
    有一些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财产的基尼系数是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多，但是财产的基尼系数是0.6多。如果跟国际去比，会发现国际上发达国家，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发达国家，它的财产基尼系数差的会更大。因为有一些长期的财富积累过程，差距大。我们这些年基尼系数涨的很快，但是比横向发达国家财产的基尼系数还不是那么高，但是收入基尼系数相比发达国家高一些。
    再一个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要创造一个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共同生存的一个良好的企业生态，这里强调三次分配，往往想到的是公益、是捐助等等。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会更大。我们也做社会责任的评价，应该说这些年国有企业特别关注社会责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国资委反复在推动，如果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数，总体是国有企业比较高。但是这些年也波动比较大，即使高也没有到60，相当于及格线，社会责任方面有很大的前景需要我们开拓。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三次分配的概念，它涉及到整个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既有股东，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西方经常说企业利益最大化，现在要改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意味着实际上是一个不同的企业理论主导，企业一次分配过程中就应该关注到分配问题，而不仅仅是三次分配，企业注入社会责任就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共同富裕做贡献。
    在协调发展里，需要企业层面的协调、行业层面的协调和区域三方面的协调。我向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一点评价结果，谈的不到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