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19世纪美国的债务网络与信任危机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19世纪美国的经济扩张并非建立在充足的货币供给之上，而是高度依赖以商业赊销为核心的信贷交易体系。由于货币短缺与跨地域贸易的快速扩张，商业活动往往通过层层递延支付得以维系，逐渐形成了相互嵌套的信用网络。在缺乏成熟的信息基础设施与执行机制的条件下，这种信贷结构显著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使经济体系呈现出高度脆弱性，并频繁暴露于商业信贷动荡之中。

    这种信贷依赖关系贯穿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的完整链条。19世纪50年代的一位观察家曾感叹：“我们都互相亏欠。”批发商往往需要向数千公里外的小镇零售商提供长达六至八个月的无息信贷，而交易双方彼此并不相识。在地理边界不断延伸、人口高度流动的背景下，传统依赖熟人关系的“私人推荐信”逐渐失去约束力，其缺乏中立性且易于滋生寻租的特征，使其难以支撑大规模、跨地域的商业往来。这种由高交易成本引发的信任危机，在当时甚至被普遍描述为一种“常态化失败”，以至于社会舆论中流传着“绝大多数企业终将失败”的看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单一的个人信用与熟人网络已无法支撑大陆规模的商业扩张，市场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在陌生人之间建立规范性信任的制度安排，从而推动了信用信息由私人关系向公共化、制度化乃至商业化形态的转型。

    2. 制度的破茧：商业征信所的诞生与英美模式博弈

    1841年，废奴主义商人刘易斯·大班（Lewis Tappan）创立了“商业征信所（The Mercantile Agency）”，其战略意义在于实现了一种深刻的制度创新——将信用信息从私人关系中剥离，转化为一种可度量、可流通的标准化商品。

    在制度演进路径上，美国模式与英国模式呈现出显著差异。英国的“贸易保护协会（Trade Protection Societies）”多为非营利性组织，运作于封闭的行业互助网络之中，其信息共享侧重于负面预警，并严格限定于内部成员之间。相比之下，大班创立的美国模式则是典型的营利性商业实体。它采取开放订阅制，通过叙事化报告捕捉经营主体的复杂性，将分散的信息整合为面向广泛订阅者群体的商业信息库；与此同时，报告中还会公开赞扬品格良好、信用可靠的商人，从而在信用评估中引入明确的规范性价值判断。

    这种信用信息的商业化转型，精准契合了美国当时高度开放、快速扩张且缺乏稳固血缘与地缘纽带的社会结构特征。通过“信息的商品化”，该制度显著降低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加速了资本流动；但与此同时，也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关于隐私边界、信息权力与潜在滥用的持续争议。

    3. 透明度的代价：作为“间谍系统”的争议与文化碰撞

    征信体系在建立初期，曾面临严峻的道德挑战与制度合法性质疑。为了构建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征信机构雇佣了大量当地律师作为调查员，通过非公开方式收集并汇报商户的经营状况与信用细节。这种做法很快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在强调个人自治与地方独立性的南方地区，相关报纸将其斥为监视邻居的“间谍系统（Espionage System）”。

    这种冲突并非单纯的隐私争议，而是制度化透明度对既有商业生态施加的一种带有文化支配性的制度压力。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体现在犹太商人与征信机构之间的张力之中。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排斥与制度环境，犹太商人往往依赖族裔内部高度紧密的信用网络，其所有权结构与融资路径并不面向外部公开。然而，在信用调查员的叙事性报告中，这种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不透明性却常被带有偏见地解读为“高风险”。一位调查员曾如此描述一对犹太合伙人：“他们都是犹太人，精明且时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一表述清晰地反映了信用评估中夹杂的文化刻板印象。

    这一过程表明，早期征信实践中的“透明度”并非自然形成的商业共识，而是一种嵌入主流价值观的制度性要求，它通过持续的制度压力重塑了商人的行为逻辑。正是在来自社会与道德层面的持续质疑中，征信机构逐步削弱主观叙事在信用评估中的权重，转而引入更具可比性与形式理性的标准化方法，以逐步确立其制度权威。

    4. 职业化与标准化：从叙事报告到制度完善

    为了降低高昂的市场沟通成本，美国信用评估体系在19世纪逐步完成了一场从“定性”走向“定量”、从个人直觉走向制度化运作的转型。

    在现代财务报表尚未普及的时代，判断陌生商人的信用本身就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任务。制度设计的核心最终被提炼为经典的“3C原则”，即通过“品格”“能力”和“资本”来评估经营主体的偿债意愿与履约能力。然而，在实践中，早期信用报告高度依赖调查员的个人判断，其叙事性与非标准化特征使信息难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有效比较，从而逐渐演变为制约信用判断扩展性的制度瓶颈。

    正是在市场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形态开始被迫重塑。批发商通过在不同征信机构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将“可比性”转化为选择服务的重要标准，迫使行业在竞争压力下统一术语、格式与评估尺度。1857年白氏公司发布的首本“信用评级工具书”，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它首次将复杂的商业叙事压缩为标准化的等级符号，使信用判断得以在不同主体之间快速传递和比较。当类似工具在行业内被广泛采用后，透明度不再是个别机构的偏好，而逐渐演变为市场运行所依赖的共同语言。

    随着标准化工具的普及，信用管理在19世纪末进一步迈向职业化与协作化阶段。“信贷员（Credit Men）”的兴起，使信用评估从企业主的个人直觉中剥离，转变为由专职人员负责的制度化职能。然而，不同机构与从业人员之间判断标准的不一致，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沟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96年全国信贷员协会（NACM）应运而生。该协会通过统一从业规范与实践准则，将信用判断确立为一种可复制、可协作的专业制度，并推动信用信息的使用方式由依赖征信机构的“二手报告”，转向债权人之间基于真实履约记录（账目信息）的直接共享。通过这一协作机制，信用风险判断得以更直接地锚定于行为本身，市场也由此完成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判断的制度转型。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演进，这套信用基础设施最终成为现代全球商业信用体系的基石，证明了原本抽象而脆弱的信任，确实可以被制度化、系统化并嵌入市场运行之中。

    5. 启示录：中国征信体系的“合法化”路径

    回顾这一历史进程，美国征信体系从一度被斥为“间谍系统”，到最终演变为现代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为当代中国构建现代征信体系提供了一面清晰的历史镜像。《企业征信史》作者，牛津学者Rowena Olegario博士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商业信用体系，本质上涉及一个制度合法化的过程，就像美国曾经历的那样”。其核心启示在于：征信体系的成熟并不单纯取决于数据规模或技术手段的进步，而在于能否完成社会层面的“合法化”——即从被视为外部强加的监控机制，转变为被市场主体主动接纳并内化为日常商业实践的制度共识。

    对中国而言，这一合法化过程的重要线索，体现在征信制度能否由“竞争逻辑”迈向“合作逻辑”。历史经验表明，稳固的信用安全网并非建立在单一机构的能力扩张之上，而依赖市场主体之间围绕真实履约行为展开的持续协作。当征信体系能够突破数据壁垒、降低信息噪音，并逐步形成一套降低交易成本的通用市场语言时，信用基础设施才可能完成从技术系统到制度秩序的跃迁。历史无法被简单复制，但它清楚地揭示了制度从冲突走向共识的一条可供参照的路径。

    注：本文作者韩祎航本硕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目前为刘新海博士的研究助理，开展《企业征信史》的翻译和相关征信与AI研究，本文为2026年1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 “AI赋能信用科技和企业征信”闭门研讨会发言内容。

    来源：Credit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