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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要”,构筑好打假的征信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主委陈小平以提案的形式,递交了《加强电子商务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建议,并在这次全国政协民建界别联组讨论上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发言。他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者少烦心多舒心。
“天下无假”是人人追求的愿景,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3·15国际消费者权利保护日在即,继马云提出应“像酒驾一样打假”之后,知名企业家及法学专家一致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应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一方面,假货泛滥所造成的严峻形势,以及打假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使得大家必须反思打假的出路与手段;另一方面,对既有打假手段总结后发现,治理的效果不佳,需要提高打假的效率与效力。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来看,以严苛执法的路径,去建立一个成熟而有效的诚信体系,提高商家和企业“不敢造假”和“造不起假”的内生动力。
假货面前,没有幸存者,也没有旁观者。由经济虚实所引发的“打假论战”,以看热闹的心态,或许无以读出当事人心中的玄外之声。全国两会上与马云“隔空互怼”的广东唯美集团董事长黄建平,批评的焦点在假冒侵权行为。在线上线下互动的当下,遏制和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当做到全国一盘棋。做好渠道的控制和履行好平台责任,只是一个方面。有制假才会有售假,你做不好线下制造假货的源头之控,线上的售假也就顺理成章,若是对渠道与平台过度指责,则是末本倒置。在打假上,用法治的手段,来建立人人自律的诚信体系,是追求与目标,也是终极路径。
一旦提及诚信体系,美国经验和做法一直是样本和参照。正是有了“寸步难行”的严重后果,才让人有“不越雷池”半步的自律,反之,若是惩戒绵软且机制漏洞百出,形成“中国式过马路”一样,“法不责众”的态势,或如“隔墙抛砖”式的治理,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仅造道德倡导与诚信自律的防治体系,就会异常脆弱,约束制假售假的篱笆处跑风漏气,造假的冲动得不到控制,反之成为人人效仿的暗规则,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则像瘟疫一样四处扩散,并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诚信体系不是单纯的道德教化,而是法治建设的成果体现,或者说,诚信体系本身就是社会治理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其既是目标,又是手段。而要提高法治的效果与威力,除了基于法制的建设,先让法律体系完善起来,建立从行政、民事、刑事三者彼此衔接又相呼呼应的法律体系,关键在于要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惩戒力度,让造假售假所获得的机会效益,永远低于其付出的成本。
也只有用“无以复加”惩戒让造假售假者,付出“难以承受”和“承受不起”的代价,“祸起投机逐利”始得控制。像“酒驾那样打假”,是建立有威力的刑罚制度的必然,也是实现法治化的趋势。一种社会乱象打而不绝、禁而不止,反之越打越重,就足以说明手段的效果不好。如果去年端点的窝点,在今年又卷土重来,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熟悉的面容”,则足以说明惩戒的手段偏轻,形成了放纵之势。在“刑事处罚率不足1%”的语境下,治理层面的绕指柔,无疑于对违法犯罪者抒情叙意。跟他们矫情式的谈道德与价值,谁让谁承受不起,每个人都有触及心底的痛感。
罚是法的手段,法是罚的目的,两者不能混同。把加大刑罚与建立法治对立,把诚信体系与法治建设对立,把道德构建与法律完善对立,把自身责任与公共责任对立,由此所形成的认识偏差与群体分歧,才是打假体系难以形成,共治格局无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听懂别人的玄外之音,与心头之曲形成呼应,有高度的共识才有一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