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的概念，社会信用出现于1999年，而首次出现在党和政府重要文件上则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讲信用建设全称应该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过二十多年探索和实践，虽然一些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上也存在争议，但对信用建设的总体路径是相对更清晰的，简单的归纳就是六个字“讲诚信”和“防风险”。

    所谓“讲诚信”，就是让企业、个人还有其他组织做好自己，要说真话，要守承诺，要依规履约，二十多年来，政府主导下社会信用体系工作主要都在这里了。无论是搭建公共信用平台，归集信用信息，或是认定守信失信，建立信用名单，又或是倡导守信激励，推动失信惩戒，还有强化信用修复等，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让大家“讲诚信”而展开的。这有利于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制度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保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现代化社会体系的构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客观的说，“讲诚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真正建设“诚信社会”，非单方面努力即可，涉及教育、制度、文化等社会的多个方面，需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共同发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市场经济秩序角度看，我们更亟需一种更为直接有利的方式来快速解决我们社会经济中的较为严重的“诚信问题”，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防风险”是必然的选择。毕竟，教人“防恶”比教人“向善”更加容易些。

    “防风险”，是“防控信用风险”的简称，指的是大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有信用风险意识和防控信用风险的能力。当前，我国还处在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中，乡土社会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打破，社会的流动性极大增强，大部分人稳定生活在某一地域、交往交易对象相对固定的时代过去了，面对频繁而流动的生活，高频的陌生交往交易，以亲缘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信任体系与逻辑“失效了”，原本简单而低成本的信任逻辑，反而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亲属相欺”，“熟人相骗”的事比比皆是。这并非人心不古可以解释的，正是老的信任体系被打破，新的信任体系尚未形成之故。

    所谓新的信任体系，我们认为就是以数字信用为核心的现代信任机制，目前尚在构建中，传统信任观念也在重构中，简单的说，当我们在交往交易中，获取和分析其信用风险不再被误解为对对方的“不信任”，这就是关键的节点和进步。

    当然，“防风险”不只是意识或观念，更是数据、工具和产品，有赖一个强大而充分的信用服务市场，需要培育一个重要的行业，即信控（信用风险防控）行业。与政府主导下的“讲诚信”不同，“防风险”只能靠“市场驱动”来完成，举个简单的例子：失信名单是信用制度化的产物之一，从“讲诚信”角度，法律法规要求给予权利限制或约束，代表了诚信价值的取向，但是从“防风险”角度，失信名单并不一定影响其信用风险的判断，这是市场选择之故。

    总而言之，信用建设的两条腿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过去的主要着眼点是“讲诚信”，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完善社会信用基础设施，那么期待未来则更加偏重于“防风险”，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信控服务机构。今天是6.14信用记录关爱日，珍惜自己记录，引导大家向善，久久为功，但更为期待的是，关注他人的信用记录，做好风险防控。

    鲜涛：深圳市信用促进会秘书长